2019年7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多部門聯合印發的《加快完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改革方案》(發改財金〔2019〕1104號)明確提出，要落實好虧損彌補和特殊性稅務處理等稅收政策，為企業破產重整營造良好環境。2019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指出，要落實減稅降費政策，降低企業用電、用氣、物流等成本，有序推進“僵尸企業”處置。

“僵尸企業”是指喪失自我發展能力、需要依賴政府補貼或銀行續貸維持經營的企業，其因占有大量冗余資本、勞動要素，極易誘發宏觀層面的資源錯配。相關理論研究認為，“僵尸企業”對常企業的稅負影響有三個方面。第一，為了給“僵尸企業”提供財政補貼，政府會增強對常企業的征稅力度，從而導致常企業的實際稅收負擔上升(李旭超 等，2018)。第二，因“僵尸企業”需要依賴銀行續貸維持生存，占壓大量銀行信貸資源，勢將降低對民營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對有效稅基涵養產生不利影響(鄭汀 等，2017)。第三，“僵尸企業”越多的地區，常企業越傾向通過低報或瞞報利潤的方式逃稅(金祥榮 等，2019)。整體觀察，盡管既有文獻對“僵尸企業”的外部性影響、扭曲效應進行了不同視角的研究，但在其稅負影響機制和稅務治理取向方面還未能達成共識。為此，本文致力于進行以下三個方面的擴展：一是結合“僵尸企業”不同識別方法的技術特點，從我國微觀企業數據庫中甄別出“僵尸企業”，觀察“僵尸企業”對常企業的稅負影響;二是將研究范圍從省級延伸到地市級層面，利用更細化的實證框架測算稅負影響范圍和力度;三是基于行政層級、跨地區外部性、征稅壓力、所有制類型等多維視角提供經驗證據，助力相關部門推進“僵尸企業”破產重整。

二、僵尸企業的測度與識別

根據已有研究，在微觀企業大數據樣本中識別“僵尸企業”主要有兩種方法。第一種方法稱為“利息支出法”，即通過比較企業對外披露的利息支出與按照市場最優利率測算的最低凈利息支出，判斷一個企業是不是“僵尸企業”。這種方法的技術缺陷是，如果銀行補貼企業并非通過利息減讓，而是在合理利率水平上持續提供新貸款，則相關企業不會被識別為“僵尸企業”;反過來看，有些企業因資質較好而獲得銀行的優惠利率卻可能被誤認為“僵尸企業”。第二種方法稱為“過度借貸法”，即通過資產負債率、利潤水平等企業財務指標評估企業資質，將資質較差卻能獲得銀行貸款的企業視為“僵尸企業”。這種方法的技術缺陷是會使得一些處于成長期、財務績效有提升空間的企業被誤判為“僵尸企業”，而虛報、瞞報企業財務數據獲得銀行續貸的企業卻不被認定為“僵尸企業”。

本文結合兩種主流方法的技術特點，綜合企業利息支出缺口和財務特征識別“僵尸企業”。技術路徑是，基于企業財務數據估算i企業t年的最低凈利息支出ri,t，得到企業息稅前利潤ebiti,t與最低凈利息支出ri,t的缺口gapi,t。當企業息稅前利潤不足以覆蓋企業最低凈利息支出(gapi,t<0)、企業資產負債率大于50%且本年負債凈增長時，將其認定為“僵尸企業”，記為zbi,t=1，否則zbi,t=0。具體步驟如下。

首先，通過估算i企業t年須支付的最低利息支出r1i,t及利息收入r2i,t，計算其最低凈利息支出ri,t，如式(1)～式(3)。

在式(1)～式(3)中，j是年份間隔變量，rs與rl分別代表銀行短期(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銀行長期(五年期)貸款基準利率;ds、dl分別代表企業短期銀行貸款、企業長期銀行貸款，基于“流動負債”“長期負債”及其他有關科目測算得出(譚語嫣 等，2017)。rd為銀行短期存款基準利率，ca、ar、ln分別代表企業流動資產、應收賬款、存貨。

其次，對企業息稅前利潤ebiti,t與最低凈利息支出ri,t的缺口gapi,t進行標準化處理，如式(4)：

其中，ebit以企業利潤與實際利息支出的加總額衡量，b為企業負債總額。

最后， 基于缺口信息gapi,t、資產負債率fzzcbi,t及負債增量fzzli,t，判斷i企業t年是否為“僵尸企業”。若gapi,t<0，說明企業息稅前利潤不足以支付企業最低利息支出額。但為避免“利息支出法”將融資渠道良好的企業誤判為“僵尸企業”的缺陷，當且僅當觀測樣本同時滿足當期缺口gapi,t<0、資產負債率fzzcbi,t超過50%且當期負債凈增長三項條件時，才視對應企業為“僵尸企業”。

三、數據來源、變量定義與實證框架設計

(一)數據來源與樣本選取

本文基礎數據取自《全國地市縣財政統計資料》(1999～2009)、《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2000～2014)、中國人民銀行官方網站以及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1998～2013)。我們利用brandt 等(2012)的做法，對工業企業數據庫進行縱向合并，進而展開以下數據整理工作：(1)對企業樣本進行跨期匹配，生成唯一企業識別碼;(2)剔除嚴重失真的2010年數據;(3)剔除1年期企業樣本，對工業企業數據庫中部分年度缺失的指標，如企業應付賬款、本年應付工資總額、應付福利費總額等，基于企業所在地相應指標的年度均值序列進行插值法補充;(4)剔除流動負債、應收賬款、利潤總額、資產總計等關鍵指標為空以及關鍵指標值不符合會計準則及數理邏輯的樣本。

(二)變量定義

為檢驗“僵尸企業”對常企業的稅負影響，因變量設置為企業實際稅負率(etr)，以“應交所得稅”與“利潤總額”的比值測算企業所得稅實際稅負率，并對極端值作1%縮尾處理。在解釋變量方面，核心指標是“僵尸企業”占比(zb)，以“僵尸企業”資產總額與全部企業資產總額的比值反映，具體包括：某省(自治區、直轄市)“僵尸企業”資產總額與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全部企業資產總額的比值(azb_p)、某地級市“僵尸企業”資產總額與所在地級市全部企業資產總額的比值(azb_c)、某省(自治區、直轄市)其他地級市“僵尸企業”資產總額與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其他地級市全部企業資產總額的比值(azb_o)。

控制變量組考慮了企業實際稅負的其他影響因素，包括征稅壓力(taxlevy)、經濟發展水平(lngdp)、企業規模(scale)、資本結構(structure)、盈利能力(profitability)、資本密集度(capital)、存貨密集度(inventory)。其中，征稅壓力以公共財政預算赤字占地區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反映，taxlevy_p、taxlevy_c代表企業所在省級政府和地級市政府面臨的征稅壓力;以gdp自然對數值反映本地經濟發展水平，分別引入省級經濟發展水平(lngdp_p)和地級市經濟發展水平(lngdp_c)兩個行政層級的宏觀控制變量。企業規模以企業總資產的自然對數值反映;資本結構是企業總負債占企業總資產的比重;盈利能力以企業利潤率衡量，即企業利潤總額與企業總資產的比值;資本密集度是企業固定資產占企業總資產的比重;存貨密集度是企業存貨占企業總資產的比重。各變量描述性統計見表1。

(三)實證框架設計

為檢驗僵尸企業對常企業的稅負影響，本文基準回歸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下標k、i、h、l、t分別表示企業個體、省份、地級市、行業、年份。etr為企業實際稅負率;zb為“僵尸企業”占比，包括本省(自治區、直轄市)“僵尸企業”占比azb_p與本市“僵尸企業”占比azb_c;x是一組影響企業實際稅負的微觀控制變量，包括企業規模、資本結構、盈利能力、資本密集度、存貨密集度;c是一組影響企業實際稅負的宏觀控制變量，包括征稅壓力、經濟發展水平;d是一組虛擬變量，控制個體、地區、行業、時間;ε是隨機干擾項。

為進一步從跨地區外部性、征稅壓力、所有制類型等視角厘清“僵尸企業”對常企業的稅負影響機制，模型(7)(8)(9)分別引入某市“僵尸企業”占比azb_c與省(自治區、直轄市)內其他市“僵尸企業”占比azb_o的交互項zbi,h,t×zbi,h',t、某市“僵尸企業”占比azb_c與征稅壓力taxlevy_c的交互項zbi,h,t×taxlevyi,h,t以及某市“僵尸企業”占比azb_c與所有制類型soe的交互項zbi,h,t×soek,i,h,l,t。其中，soe是所有制類型虛擬變量，國有企業賦值1，非國有企業(包括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賦值0。

四、計量結果分析(略)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結合“利息支出法”和“過度借貸法”的技術特點識別出“僵尸企業”，從多維視角檢驗了“僵尸企業”對常企業的稅負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僵尸企業”會使所在市常企業的稅收負擔增加，并存在增加省(自治區、直轄市)內其他市常企業稅負的負外部性。進一步計量分析表明，對“僵尸企業”財政補貼誘發的稅負轉嫁效應因企業類型而異，在地區競爭壓力下，稅負更傾向于轉嫁給民營企業，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承擔的稅負壓力較低。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首先，加快推進“僵尸企業”盤活與出清。“僵尸企業”帶來的財政壓力勢必會削減地方政府減稅降費的空間，沖消減稅降費對民營企業成長發展的激勵效應。鑒于此，我們建議應審慎甄別企業發展前景，加快推進“僵尸企業”出清。對產品、技術等方面仍然具有市場競爭潛力的危困企業，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場化債轉股等手段幫其擺脫困境;對持續虧損、不符合經濟結構調整方向的“僵尸企業”，堅決予以破產清理，嚴禁地方政府提供財政補貼或金融機構違規續貸，加快實現市場出清。

其次，完善“僵尸企業”破產處置。推進“僵尸企業”出清，亟須完善僵尸企業破產處置。一是要明確稅務機關在“僵尸企業”破產處置中的法律地位，賦予稅務機關以債權人身份申請企業破產(卿云 等，2017)，通過稅收保全措施強化破產“僵尸企業”的欠稅管理，降低常企業征稅壓力。二是要對進入破產重整的“僵尸企業”，通過稅收減免、遞延納稅等措施鼓勵戰略投資者兼并重組，允許債務清償和股權投資業務不確認應納稅所得，支持通過債轉股方式化解債務。三是在國有“僵尸企業”的破產處置方面，合理安排稅收債權和職工安置費用的受償序位，主要通過健全社保體系、建立政府專項基金等方式解決職工安置費用，避免破產安置費用轉嫁為常企業的稅收負擔。